社会契约论理论有哪些优势及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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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主语焉不详的“社会契约论理论”大概想说的是整个社会契约传统,包括两条路线(不是恋爱游戏):霍布斯线的 Contractarianism 和康德线的 Contractualism(不译是因为不太了解国内学界的译法,评论里 @波罩店小陈 指出或许可以译作契约主义和契约至上主义,供各位参考)。

社会契约传统出现之前,对政治权力来源的认识基本就是神的旨意啊,大自然啊,肌肉啊之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契约可以说是颠覆性的。

不是很能同意楼上 @姜源 的说法:“契约论在20世纪已经不时髦了,但是罗尔斯的正义论毫无疑问极大的受惠于契约论的资源,可见契约论理论至今还是值得不断钻研的。”

“受惠于契约论的资源”给人的感觉更像是罗尔斯受到了社会契约传统的启发而弄了一种新理论出来一样。不是这样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就是社会契约传统的一部分。就像罗尔斯自己在《正义论》的序言里面说的那样,“我一直试图做的就是要进一步概括以洛克、卢梭和康德为代表的的传统社会契约理论,使之上升到一种更高的抽象水平。”(“What I have attempted to do is to generalize and carry to a higher order of abstraction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the social contract as represented by Locke, Rousseau, and Kant.”)

另外,契约论在20世纪已经不时髦了这种事……一个世纪毕竟还是一百年,一百年还是可以发生很多事。20世纪也不是到罗尔斯就为止了。

从罗尔斯开始说说吧。

罗尔斯的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马克思的回应。(希望大家不要谈马克思色变,马克思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竟还是区别很大。)马克思对社会契约传统有很严肃的批评,简单举一个例子——“意识形态”。也就是说,社会契约理论会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存在歧视或偏见?比如,假若社会契约是资本家制定的,那么这份契约对工人来说也许就不合理,因为资本家可能通过社会契约来剥削工人。

罗尔斯则在《正义论》里面引进了一系列精巧的玩意儿,比如著名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在无知之幕后面,参加订立契约的各方不知道自己的出身、阶级和社会地位、财富、天赋、智力、体力等等,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善,甚至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嫉妒啊之类的心理倾向。也就是说,罗尔斯想要避免马克思提出的意识形态的问题。

再举一些例子。在马克思那里,经济是极其重要的。社会契约传统更像是政治决定了经济,而不是经济决定了政治。那么,社会契约传统是否至少忽视了经济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即使不说决定的话)?在《正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罗尔斯在试图用正义去解决利益的分配、利益的冲突这种问题。

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不仅仅是人的集合。在霍布斯等哲学家的社会契约中,我们只看到了人(Individual)和国家(Sate),而没有看到社会(Society)。马克思的上层建筑因而对社会契约传统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在《正义论》里,罗尔斯提出了“社会的基本结构”(Basic Structure of Society),某种程度上这是对马克思的回应。

另外马克思还有很多批评是罗尔斯没有特别回应的,比如人的异化等等。马克思对后面将要提到的“能力方法”(Capabilities Approach)也有很大的影响。

后来又有不少对社会契约传统的批评和补充,比如UCLA的卡罗尔·帕特曼(Carole Pateman)教授。在之前的社会契约传统中,女性的地位一直十分尴尬。包括在罗尔斯那里也是,“a rational man”怎么怎么样,“each man”又怎么怎么样,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些“man”?很多人的做法是,自动把这些“man”脑补成“person”。但是,这种做法可能是误导。如果在社会契约里男女性真的是完全平等的“persons”,那怎么解释我们现在的社会是男权主导的呢?显然社会契约不是故事的全部,帕特曼认为除此以外人们还签订了一个“性契约”(Sexual Contract)以确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她认为,性契约是男性签订的,它规定了“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的事情;社会契约也是男性签订的,它规定了“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事情。

又比如NU的查尔斯·米尔斯(Charles Mills)教授。帕特曼添加了性契约,米尔斯则添加了“种族契约”(Racial Contract)。简单地说,通过种族契约,一些种族变成了次等人。和上面帕特曼的可以类比,就不多说了。

另外还有一些更为严肃的批评。例如,CUNY的维吉尼亚·霍尔德(Virginia Held)教授在《非契约社会:一种女性主义视角》(Non-contractual Society: A Feminist View)中写道:

经过审视以后,契约性思维(Contractual Thinking)的假设与观念似乎非常可疑。在描述现实时,它们可能极具误导性。真实的社会更多的是战争、剥削、种族主义、男权而不是社会契约炼成的。形成经济和政治现实的,更多的是经济强势者对经济劣势者的征服,而不是自由市场。而且,与其说我们身处思想的自由市场中,不如说是大众传媒的大喇叭盖过了自由表达的微小声音。(NS, p. 113)

社会契约传统对人自私或“相互冷淡”(Mutually Disinterested)的假定、对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的接受等等也受到了诟病。

霍尔德对此的回应是,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也许可以推广到一般人之间。对于母亲和孩子来说,对方过得幸福那就是无比开心的事了。(如果人和人的关系都能像这样,那该是多么好的社会。)(请不要用圣母这种词来讨论哲学问题。)

最后再讲一个,芝大的玛莎·娜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教授。娜斯鲍姆提出了一种“能力方法”(Capabilities Approach),更加强调人的尊严,强调人应该过上配得上这种尊严的生活。她认为,正义的社会必须将以下十种能力保护在“门槛”(Threshold)线上:

1. 生命。能够活到正常长度生命的终点;不会早逝,或者活的生命长度短到根本不值得活。
2. 身体健康。能够有包括生殖健康在内的良好健康状况;能够有良好的营养;能够有充足的庇护之所。
3. 身体完整。能够自由地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能够被保护免遭暴力侵犯,包括性侵犯和家庭暴力;拥有满足性需求和生育的机会。
4. 感知、想象力和思想。能够感知、想象、思考和推理——以及能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包括但不限于识字、基本的数学和科学训练)的“真正的人”的一样做这些事。能够根据自己的决定将想象力和思想结合到经历与制作宗教、文学、音乐等作品和活动。能够以受表达自由(就政治和艺术演说而言)和宗教活动自由保证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头脑。能够有愉快的经历,能够避免无益的痛苦。
5. 感情。能够对自我以外的事物和人产生喜爱;能够爱那些爱我们关心我们的人,能够在他们不在时感到心痛;一般来说,能够爱,能够心痛,能够感受渴望、感激以及合理的愤怒。不使恐惧或焦虑妨害一个人的情感发展。
6. 实践理性。能够形成一种“善”的观念,能够对一个人的人生计划作出批判性的反思。
7. 联系。
A. 能够与他人、向着他人生活,能够辨识和表达对他人的关心,能够参与各种形式的社会交往;能够想象他人的境况。
B. 有自尊和不羞辱的社会基础;能够被当做有尊严的、与他人具有同等价值的人���待。这需要在种族、性别、性取向、民族、种姓、宗教和族源上没有歧视。
8. 其他物种。能够在与动物、植物和大自然世界的联系和对它们的关心中生活。
9. 玩耍。能够笑,能够玩,能够享受消遣活动。
10. 对自身环境的掌控。
A. 政治意义上的。能够有效参与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治决策;有政治参与、保护言论和结社自由的权利。
B. 物质意义上的。能够拥有财产(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有与他人平等的财产权;有与他人平等的求职权;有免受无正当理由遭搜查和没收的权利。在工作中,有能力像一个人一样工作,即使用实践理性以及与同事建立互相承认的、有意义的关系。(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 pp. 76-78, 一些原文中放在括号里的注解在这里没有翻译)

当然,她也认为,这十条不是绝对的,可以增补删改,而且不同国家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情况。

顺便提一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能力方法上的研究对后来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